宜兴紫砂陶以其温润朴茂的“五色”材质、独具匠心的表现形式、端庄清丽的迷人风采、气韵生动的造型艺术、精湛绝伦的手工工艺独步海内外，赢得了举世盛誉。宜兴紫砂陶长盛不衰，在于她丰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宜兴紫砂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之所以能从一般的日用品脱颖而出而成为陶瓷艺术中独树一帜的“国之瑰宝”，是与历代艺人对紫砂文化内蕴的孜孜不息的追求及文人的钟爱、关注、参与乃至艺人与文人的联手合作、不断提高紫砂陶文化与艺术品位、文化与艺术内涵所分不开的。这也就形成了源泉流长的紫砂陶与文化艺术的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联系与割不断、斩不断的紧密关系。

    “艺术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人，透过语言做思想上的交流，透过艺术的形象做心灵的交流”。宜兴紫砂陶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将诗书画铭吸纳交融，使其充盈文化味和书卷气，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与鉴赏需求。从历史来看，不少著名的文化人、诗人、学者、书画家、名人、官臣、幕僚、士绅曾以各种形式参与紫砂陶艺的创作，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影响着紫砂壶艺的发展，其中之杰出者不胜其数，如赵宦光、董其昌、项元汴、朱石梅、陈鸿寿、瞿应绍、吴昌硕、吴大澂、蔡元培、黄宾虹、刘海栗、吴湖帆、李可染、启功、吴作人、冯其庸……均为大家熟知。 

    这种文人与艺人的结合现象是独一无二的。紫砂艺人在文化艺术的熏陶下不断提高自己之学。在结交文人雅士之后，耳濡目染，专题切磋，交流合作，碰撞出文化艺术之花，结出文化艺术之果。许多名艺人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尤其在书法方面往往具有极深的功底。

    据史记载，宜兴紫砂陶最早从事艺术壶创作的茗壶鼻祖供春所制作的《树瘿》、《仿古》诸式，款识“供春”二字，书铁线小籇，即是主人吴仕（字颐山）研求式样后，代为署款的。（见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民国·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雅流》）。《阳羡茗壶系》以颐山小传附于供春传，以主附仆，想周高起为当时社会风尚的压力，不愿漏记文人雅士之创始的推动作用，故此安排耳。

   名艺人时大彬同样如此。他早期的作品上还需请人在壶体上挥毫代书，后来往于娄东，结交文人学士，不但制壶风格由大而小，为之一变，而且书法功夫大为长进。“削竹镌留十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大彬受影响最大的为明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壶艺收藏家陈继儒。陈继儒对茗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先聘请制壶好手蒋时英至家中制壶，由蒋时英为他制壶，然后陈继儒为之书铭，名工名士，世称“双绝壶”。后时大彬游娄东，与陈继儒讨论品茶试茶之奥妙，茗壶才由大而改小，成为史上一件趣闻乐事。

 陈曼生由定制砂壶至亲自打样设计新壶，交由杨彭年精工细作，使砂壶艺术中渗入了浓厚的文人气质和韵格，使其更加古朴敦厚，不媚不俗，使“彭年曼生壶”在形制和款式上成为文人学士与艺人壶手珠联璧合的精品，开创一代新风。陈曼生不但自己题铭书刻，而且带动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题名书刻。此外，陈曼生自己还落上壶款，并有幕客等印款落于壶上，世称“曼生壶”。紫砂茗壶与诗、书、画、印艺术相结合，经曼生倡导，逐渐开拓，形成一代风气，沿习迄今，影响深远。曼生书法、印章、诗藻镌刻款式，均书卷气淳厚，开创了文人与紫砂艺人合作之典范。

    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参与合作，促使宜兴紫砂陶向文化艺术靠拢，使陶艺作品更美、更雅，更具有文化艺术特征。文人参与定制砂壶，对陶艺作品的质素的影响显而易见。学士为砂壶撰写壶铭或以书画入壶，大大提升了砂壶之品。文人墨客在砂壶上题写切壶、切情、切茗的壶铭，用以记事、寓意、言志、寄情；并且有著名书画家、金石家在坯体上挥毫书画，操刀篆刻，使紫砂陶集文学、书画、篆刻于一体而大大提高了砂壶的文化、艺术品位，蕴含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差不多历史上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均参与到宜兴紫砂陶的“创作”中来，这一奇趣的现象，为宜兴紫砂陶的文化艺术品位、素质、以及紫砂艺人本身的文化艺术品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一个催化的动力。

    在历史上，一批文人学者专门研究紫砂，为宜兴紫砂陶著书立说，为艺人树碑立传，承传了紫砂之史，使后人研究紫砂有了文字依据，也提高了紫砂陶的身价，确立了紫砂在中国陶瓷艺术之林的地位。 中国荣德堂

    明代作者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成书于明末崇祯年间，记述了宜兴紫砂壶替代银、锡、瓷壶的情况，着重介绍了供春、时大彬等三十名紫砂民间艺人的造壶技艺及其作品，并将他们列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七大类。还记述了紫砂壶的泥料产地及制作工艺、实用功能及艺术特色，是后世研究紫砂的宝贵典籍。